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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種保護法議案”意見征詢

2017年02月08日 | 作者: danyu | 分類: 品種保護 | 

何晶等32位全國人大代表在前不久召開的第十屆四次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上提出的關於“製定《植物新品種保護法》”的議案,受到了會議的高度重視。全國人民代表大會農業與農村委員會將於7月上中旬召開領銜代表座談會,專門討論議案辦理工作。

為了加強農林行業知識產權保護工作,依法保護種子行業投資者、育種者和經營者的合法權益,促進我國農業和林業健康有序發展,歡迎您對我國的植物新品種保護工作廣泛發表意見,為《植物新品種保護法》的製定提供更強大、更完整、更係統的理論支持與實踐支持。
聯 係 人:何 晶
聯係電話:0415-8295030   139041522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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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案內容:
關於製定 “植物新品種保護法”的議案
植物新品種保護是知識產權保護工作的重要組成部分之一,隨著現代科學技術的發展,各國政府及植物新品種的研製、生產和經營單位越來越重視對植物新品種的保護。1997年3月20日國務院第213號令發布了我國第一部植物新品種保護法規《中華人民共和國植物新品種保護條例》(以下簡稱《條例》),並於當年10月1日開始實施。

《條例》的實施,使我國植物新品種保護事業從無到有,受到了廣大農林科技人員的司法界的熱烈歡迎,有力的促進了我國農業的發展,豐富和完善了我國社會主義法製體係,在社會上引起了廣泛的、積極的響應。

一、案由

對植物新品種實行保護,我國創造的是司法和行政“兩條途徑、協調運作”的模式。司法機關和行政管理機關受理、結案和查處了一批品種權案件。然而由於種種原因,自品種權製度確定以來,侵權與反侵權、假冒與反假冒之戰往往難分勝負,而且侵權與假冒有愈演俞烈之勢。究其原因,除了利益給侵權假冒者的巨大誘惑外,也要對《條例》進行製度層麵的反思。若不從根本上采取措施,我國的新品種保護將遠遠落後於其它知識產權保護,更落後於世界主要國家的新品種保護,最後的受到侵害的將是整個國家的利益。

二、案據

《條例》實施8年來,我國的經濟形勢發生了重大變化。當初《條例》設置的運作模式、處罰條款等已不能適應飛速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要求,加上受立法時曆史背景的影響,有關條文已不能適應當前正飛速發展的種子行業出現的新情況、新問題,品種權人的一些正當權益得不到及時有效地保護,一些執法環節缺少法律保障。法律賦予的執法權利在相關司法解釋裏受到不同程度的限製或者缺乏可操作性。目前僅*出台一些司法解釋及配套規定也是杯水車薪,不能解決根本問題。司法實踐和農林業實踐急需比《條例》更強大、更完整、更係統的法律支持,即實踐需要將《條例》上升為《保護法》。

另外,到目前為止,我國知識產權法律體係中品種保護隻是一個條例,這與我國執行國際公約不相配套。

1.品種權保護的運作模式不科學

計劃經濟時期全國有2700多家種子企業,到目前為止,這些規模小、實力弱的種子企業大多名存實亡,但卻衍生出一大批難以計數的和不戴紅帽子的種子經營者。這些經營者規模更小、經濟實力更弱,與某些行政主管人員有關係更微妙。為了私利,品種權保護的觀念幾乎沒有。群體侵權、反複侵權、甚至行政慫恿侵權的現象十分突出。

對品種權進行保護,我國創造的是司法和行政“兩條途徑、協調運作”的模式,司法機關和行政機關都受理、結案和查處了一些品種權案件。然而由於種種原因,自品種權製度確定以來,侵權與反侵權、假冒與反假冒之戰從來就沒有停止過,而且侵權與假冒有愈演愈烈之勢。但是,由於受計劃經濟思維定勢的影響,對侵犯品種權案件的處理,有關行政部門首先向被侵權人推薦行政調解的處理方式。從理論上講,用行政調解方式處理違法案件,其本質是政府用行政職能代替司法職能;從實踐上看,行政調解對違法案件的處理弊多得少。因為行政調解歸根結底還是行業內部的行政行為,受地方保護主義的影響,再加上地方農業行政主管部門習慣於指定的行政調解機關基本上是各級種子管理站(局),而種子管理站(局)的工作人員同侵權的主要群體——種子企業有著千絲萬縷的曆史淵緣,往往使調解成為象征性的過場,最終大事化小,小事化無,無形中使侵權人有利可圖,被侵權者委曲求全。

2.現行法規對侵權和假冒案件賠償額的計算缺乏可操作性

《條例》和《實施細則》等對品種權侵權和假冒賠償的計算缺乏可操作性,致使被侵權人在主張自己的權利時缺乏具有條款的支持,法院或行政機關處理侵權和假冒糾紛案件時,常常難以確定賠償金額。

3.對侵權人量刑過輕

盡管《條例》第三十九條和第四十條規定了對案件的處理可以沒收非法所得和新品種繁殖材料,並處違法所得1倍以上5倍以下的罰款,但對侵權行為人的運輸工具、生產工具、侵權和假冒行為背景等一概沒有規定;對構成犯罪的標準沒有界定,達不到懲前毖後、震懾違法分子的目的。

4、地方、部門保護主義現象較突出

黨的十六大提出要“維護法製的統一和尊嚴,防止和克服地方和部門的保護主義。”但種業執法中,往往碰到這種保護主義。由於長期以來有些部門從既得利益出發,片麵強調地方經濟、片麵強調“穩定”,因此實踐中經常遇到這些部門自行製定保護本部門利益的種種規定,人為阻礙其正當、正常執法的情況,其次是有的政府部門不但不清理、廢除那些過時的、與現行法律相抵觸的部門規章,還相繼出台一些違背法治精神的規定。種業執法的*對方許可方能實現的調查取證權和賴以對方自願配合得到實現的執行權,在實際操作中往往不能得到有效保障和行使。

5.相關法律不配套:

如《刑法》、《種子法》、《保護條例》、《推廣法》、《反不正當競爭法》等相關法律中有關“法律責任”中都有“構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責任”的條款,但究竟違法到什麽程度就達到了構成犯罪,卻沒有規定;如《刑法》第147條 “生產銷售偽劣農藥、獸藥、化肥、種子罪”中,對罪刑的量裁不清,如對生產造成多大的損失是較大損失,對生產造成多大的損失是重大損失,對生產造成多大的損失是特別重大損失。

三、方案

1.改變品種保護的運作模式:

應當將司法和行政“兩條途徑、協調運作”的模式改為國際通用的司法運作模式,從體製上避免行政權力淪落為侵權假冒者的保護傘。

2.科學地製定對侵權和假冒案件賠償額的計算方法

為了改變品種權侵權和假冒案件查處中“打不垮、罰不死”的現狀,應及早確定操作性強的賠償額計算規則,即按品種權人因被侵權或假冒而造成的可得利益所受的損失和侵權或假冒者因侵權或假冒所獲得的利益確定。對於賠償額度應以“打的垮、罰的死”為原則,其數額應對其它侵權或假冒者有足夠大的警戒力和震攝力。

3.與相關法律法規相配套:

3.1對《條例》沒有明文規定而又應該規定的,如應明確品種權人對侵權和假冒案件賠償款的主權。

3.2 對法律已明文規定的權利要細化、明確,確保其實現,從根本上解決當前種業執法權利難以得到保障的情況。如《種子法》、《保護條例》、《推廣法》、《反不正當競爭法》等相關法律中有關“法律責任”中都有“構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責任”的條款,但究竟違法到什麽程度就達到了構成犯罪,卻沒有規定;《刑法》第147條 “生產銷售偽劣農藥、獸藥、化肥、種子罪”中,對罪刑的量裁不清。

應明確對生產造成多大的損失是較大損失,對生產造成多大的損失是重大損失,對生產造成多大的損失是特別重大損失。

3.3  法律已明文規定應該執行而未執行的,如品種審定中品種特異性、一致性和穩定性如何測試、未審定品種的銷售問題、品種注冊名稱的強製性使用、企業注冊資金的核算標準等。

3.4  關於證據保全問題。由於植物新品種侵權糾紛案件多涉及對侵權物證的證據保全,而種子又是比較特殊的物證,應明確怎樣的保全程序才是合法,怎樣保全的種子才具有代表性和證明力,怎樣的取樣符合科學規律。

3.5  關於品種權保護的範圍問題。保護範圍是知識產權侵權訴訟案件審理過程中首先需要明確的,依據什麽確定品種權的保護範圍則是實踐中亟待解決的一個問題。品種權保護公告所載明的植物整體特性是否為該品種法定的保護範圍?若經鑒定被控侵權品種與授權品種所反映的特性一致,是否可以直接判定侵權?

3.6  關於鑒定機構、鑒定人員的資質問題。根據《人民法院關於司法鑒定工作暫行規定》,鑒定機構和人員應有相應的資質和資格。但目前尚無對植物品種進行鑒定的法定鑒定機構,鑒定人員亦無相應的鑒定資格。審理過程中,雙方當事人對鑒定機構所作的鑒定結論爭議也比較大。審理植物新品種糾紛的高、中級法院對此也呼籲最高法院望盡快製定相應的司法解釋,確定法定鑒定機構,完善對植物新品種侵權糾紛案件的鑒定工作。

3.7  關於鑒定方式和標準問題。目前我國通常采用DNA指紋技術、酯酶同工酶電聚焦電泳和蛋白質電泳的方法進行鑒定。這三種方式雖然快捷,但是當事人對此方法的準確性存有異議。審理案件的法院也希望盡快明確這些鑒定方法的準確性及判斷標準,是否可以作為判斷構成侵權的直接依據。

3.8  關於賠償範圍問題。希望最高法院盡快出台關於賠償問題的司法解釋。包括賠償標準的計算方法以及對於僅僅實施銷售被控侵權品種行為和提供委托方的製種者,是否承擔賠償責任也需要司法解釋予以明確等。

4.2.9  關於侵權產品如何處理問題。由於種子是比較特殊的商品,法院判決停止侵權,如何處理正生長在田間的侵權物?涉案種子被收繳後交給誰?涉案種子的銷毀方式?

4.2.10  關於侵權製種的農民如何承擔法律責任及其合法利益如何保護問題。一般認為我國是傳統農業大國,在部分省份,農業在經濟中占有重要比重,保護農民合法利益也顯得尤為突出。但實踐中有大量的案件是在受委托的農民大量繁殖被控侵權品種時,被品種權人發現的。有的製種者與委托人簽訂了合同,有的委托人為逃避法律責任,沒有與製種者簽訂任何書麵合同,僅僅是回購侵權種子。受委托製種的農民是否應當作為侵權案件的被告?是否應當承擔賠償責任?在知情與不知情的情況下,其民事賠償責任是否應當有所區別?不知情是減輕甚至是免除責任的理由嗎?農民利益若有損失,應由何人承擔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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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章由 danyu 於2017年02月08日發布在品種保護分類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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